我现在的梦想,是活着
作者每天要服用的药刚开始吃药时副作用很大,在走廊上站一会儿就觉得腿像灌了铅,心跳加速,喘不上气,脑袋一阵阵发晕。而且中午一定要休息,这种“困”不在正常人的休息机制内。我一面觉得整个身体像一团被揉皱的纸,一心只想舒展开;一面又觉得有双无形的手使劲地挠着脚心。我甚至怀疑毒瘾发作就是这种感受,唯有睡觉才能让我解脱。但每次睡醒也很难受,睁不开眼,要花上好几分钟才能适应周围的光线。住了一段时间后,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慢慢好转,常常在吃完中医院里散步,也算是重新认识了“精神病院”这个被外界妖魔化的地方。医院为例,门诊部在前,住院部在后,住院部有好几栋,我住在悦心楼,这里的病人一般症状较轻,可以自由活动。一间病房住两人,还有多余床位,是免费为陪床家属提供的。附近还有一个羽毛球场,偶尔能看到有人打球。我住在三楼,时间长了基本上都认识。同住一屋的阿姨白天喜欢去隔壁病房串门或者下楼散步,晚上会和我们坐在外间看电视,然后刷刷手机里的搞笑视频。医院,老公和孩子有时会打电话过来。有一次我和妈妈去食堂打完饭回到悦心楼,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大喊大叫,几个医生和身旁的家属都试着拉他起来。整个下午,他一直在走廊自言自语,时不时砸下椅子,闹出特别大的动静。两天后,他转去了隔离病房。那是专为病情严重的病人所设。有时散步经过那里,我都能听到他们对着窗户大喊大叫,甚至唱歌。医院的绿植面积比较大,适合养心,医生会在固定时间带着隔离病人出来放风。医院后我不再担忧疫情,只专注于自己的喜怒哀乐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医院是我的一处庇护所,在这里我非常安全,我就是一个病人,外面的世界与我无关。我每天要做的就是好好吃饭、睡觉,还有发呆。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,记忆力也远不如前,所有费脑的事情都做不了。我由中度抑郁症确诊为精神分裂加双相情感障碍。主治医师李医生隔两天便来问问我的情况,对我进行心理疏导。有一次,他带来一个女助手,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。因为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,他让我先和助理姐姐沟通。当时我心里非常排斥,因为并不想再把过去的事重复一遍。助理姐姐说了很多老生常谈的道理,但胜在耐心与温柔,我们像朋友那样聊天,住院以来我还从未如此敞开心扉过。后续和李医生的对话我大部分都忘了,只记得他说:“以后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和父母牵扯在一起,你该工作工作,该恋爱恋爱,也别把这个病太放心上。”他肯定了我对父亲心理不健康的看法,认为父亲是偏执型人格,但随着年岁渐长会慢慢变好。偶尔,我会想起考研的事情,觉得这次发挥不错,进复试应该没问题。但查到成绩时,还是傻眼了。我强作镇定地告诉坐在一旁看电视的父母,话没说完便哭出声来。他们一直安慰我“没关系,不是什么大事儿”。事实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成绩并没那么重要。我之所以哭,除了伤心外可能还有表演的成分。我必须要表现出这个样子才对,倘若不哭不闹一脸淡定就太反常了。几天后,爷爷去世。第二天一早,我爸和表弟准备开车回老家,临走前妈妈对表弟说:“记得替你姐磕个头。”我的鼻子一下酸了。当时疫情没有减轻的迹象,各地都加紧了管理,整整一天我都处在“爸爸可能回不来”的忧虑中。那医院对面的草莓园。沿路走着走着,情绪就上来了。就是这个普通的傍晚,我心底充满了恨,咒骂着自己像个废人。而妈妈紧紧搂着我,带着哭腔乞求我别再想。爸爸顺利回来了,还从家里带了些日用品和换洗衣物。我看到他的眼睛红肿着,一脸憔悴,却强打着精神对我宽慰地笑笑。我忽然泛起一阵怜悯,那一刻,他于我而言是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人。医院的管理一天比一天严格,不再容许病人和家属随意走动,护士会在饭点直接把饭送来,需要什么日用品也是去一楼登记,买好后等待电话通知去取。很快,医院开始“赶”人了。这里即将接收新冠患者,我所在的这栋楼除了没有家属陪伴的隔离病房外,其他人都要在三天内出院。把整理好的行李搬到车上后,我像一个月前离开家那样环顾一圈病房,竟然有些舍不得。回家后我的情绪还是不太稳定,医院验血,做心电图,所幸没什么大碍。5月,吃药带来的副作用几乎消失,情绪渐趋稳定,睡眠质量也好了起来。我申请了一个自媒体,考出了驾照。9月,我在长沙找了一份比较轻松的编辑工作,薪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。年元旦,我辞职了。半个月后,我又找了一份主播的兼职。好朋友曾问我现在的梦想是什么?我一时语塞。毕业一年多一无所成,既没考上研究生也没挣到钱,还要时刻提防着抑郁症的侵扰。我哪还有什么勇气临摹“梦想”二字?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完成每天的任务。规划五年、十年后的图景,那对我而言一点儿都不现实,不确定性随时随地都会上演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我坚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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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闫之涵编辑
金思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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